
1954年,南京一间简陋的烟摊旁,一个六十出头的老人靠卖茶叶烟纸糊口,他不敢说太多话,也不愿多看人一眼,这个人,叫鲍君甫,十几年前是国民党中统的要员。
1928年夏天,上海租界里多了一个西装革履的年轻人。他叫鲍君甫,用名杨登瀛,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生,刚刚被国民党中统吸收,出任上海特派员。
中统给他的任务是:渗透租界,搜集情报,抓捕共产党。但谁也没想到,这个国民党精心培养的情报骨干,在到任后不久,就与中共地下组织搭上了一层隐秘的关系。
鲍君甫是广东人,跟陈赓算是同乡。1927年,两人经人牵线见过几面。陈赓当时正负责中央特科的情报工作,目光很毒。几次接触下来,他察觉到鲍君甫这个人虽然替中统办事,但对共产党并无刻骨仇恨,甚至对国民党的某些做法颇有微词。
于是,陈赓开始有意识地接近他,不谈信仰,只论时局,偶尔还给他一些经济上的接济。慢慢地,鲍君甫成了特科安插在中统内部最重要的一双眼睛。
这双眼睛很快发挥了作用。1929年秋,任弼时在上海被捕,被关进了公共租界的巡捕房。组织上打听到人被押在租界,但具体地点和拟用的化名一概不知。陈赓深夜找到鲍君甫,没有开门见山,只说有个朋友卷进了麻烦。
鲍君甫心领神会,隔天就从中统的通报里翻出了巡捕房的内部提审记录,连审讯中使用的假名字都抄了下来。拿到这些信息后,组织动用关系,赶在引渡给国民党之前,把人顺利救了出来。
同年,还有一件更棘手的事。军委秘书白鑫叛变,出卖了彭湃、杨殷等几位重要领导人,致使他们被捕牺牲。白鑫随后躲进租界,在国民党的庇护下准备逃往海外。特科下了必杀令,必须惩处叛徒。
但白鑫的藏身之处极其隐蔽,且戒备森严。又是鲍君甫,利用自己中统特派员的身份,以协调办案为由,从负责保护白鑫的特务嘴里,一点点掏出了准确地址和行动规律。
1929年11月11日夜,特科人员冲进白鑫藏匿的寓所,将他一举击毙。这件事轰动上海,动摇了叛徒特务的嚣张气焰,而提供关键情报的鲍君甫,不动声色,继续在中统上班。
1930年,周恩来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,国民党特务机关悬赏重金要抓他,好几次险象环生。一次,敌人已经探得一处开会地点,准备当晚动手。鲍君甫从内部通报中得悉,立刻通过联络员传话,周恩来一行人提前半小时撤离,让扑上门的特务只看到一个空房间。
类似这样的预警,前后不下数次。可以说,当时中共中央机关能在上海勉强运转,鲍君甫在敌人心脏里递出来的消息,是活命的重要砝码。
转折发生在1931年。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,立即叛变,将上海地下组织的人事脉络卖了个底朝天。周恩来、陈赓、钱壮飞、李克农等人的活动方式,包括与鲍君甫的秘密联系通道,全部暴露。中统闻讯大惊,立刻将鲍君甫逮捕,押往南京审讯。
狱中受了不少刑,要他供出陈赓等人在上海的活动据点。他翻来覆去只认一句话:自己只是奉命行事,不清楚对方底细。关押了一年多,国民党元老张道藩为他出面疏通,才把人保了出来。但这一出来,便被打入另册,中统的差事丢了,外人避之不及,他只能回到南京,靠摆摊糊口。
抗战时期,南京沦陷,为了生计,鲍君甫被迫接下了一个“感化院”的管理职务。这机构名义上管押犯人,实则由日本人操控,他虽无大权,但“伪职”这顶帽子自此就戴在了头上。
1951年,他因历史身份被抓,法庭上情急之下喊出“问陈赓”的话。陈赓收到核实报告后,没有含糊,亲笔回信说明其“在特殊时期曾提供重要情报,属我地下关系”。法院据此把重判改为一年管制。
放出来后,年过六十的鲍君甫在南京夫子庙附近摆了个烟摊。没有退休金,没有身份,靠零碎买卖换点米面。1954年,他实在难以为继,提笔给已调任北京的陈赓写了封信,简单几句,说生活无着,请求照顾。
陈赓接信后,当即交代南京方面对鲍君甫的生活进行妥善安排。很快,南京公安局每月拨给他一百元生活费,逢年过节还派人上门探望。这在当时是远超普通百姓的数目,足够他体面度日。后来又曾接他到北京检查身体,添置衣被,聊起旧事,陈赓称呼他仍是“君甫同志”。
此后的日子,鲍君甫一直靠这笔生活费度日,深居简出,极少向外人谈起过往。1969年,他病逝于南京,走时身边没有追悼会,也没有官方名分。他不是共产党员,未曾列入任何烈士名录,但在中央特科最艰难的那段岁月里,他提供的每一条情报都曾护佑过中国革命的核心人物。
1976年,周总理在病重时与身边人谈及往事,说过一句话:“在我们最危险的时候帮过忙的人,不能忘了。”知道内情的人都明白,这句话里,有鲍君甫的位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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